新发地闭市63天:7000家商户的挣扎与自救
2020-09-03 人气数:259

        【德尚网络讯】凌晨三点接到那通电话后,52岁的水果商人林子聪再也睡不着了。


        “老板,新发地门口被封锁,我们进不去了。”员工在电话里大声喊道。


          在新发地市场,凌晨三点是交易高峰。以往这个时候,员工会打开冷库,与前来看货的采购商谈好价格,然后把进口水果装上对方的货车。但此刻,新发地的大门却被封住了。外面的人进不来,里面的人出不去。


         随后的两通电话,让林子聪确认了那个让他害怕的事实:新发地被封了。


         6月13日,因为从切割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,北京新发地市场宣布紧急休市,包括商户、员工以及新发地工作人员在内的11700多人被紧急隔离。


         像林子聪这样的商户,新发地市场有7000多家。在闭市的63天里,他们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收入来源:有水产商户价值3000万元的进口虾被封,有身背数十万贷款的司机在隔离的房间里咆哮,也有商家因为单月亏损500万被迫裁员。


         在经历了28天的人员隔离和63天的闭市后,新发地终于在8月15日部分解除封市,恢复了主市场铁路以南的营业。


         亿邦在走访新发地时发现,几乎所有人都对复市抱以积极的态度——市场组织了不下4次的动员会,3家商户自筹300万鼓励采购商采货,早晨10点的冷清也渐渐被堵塞的货运车长龙所取代。


         63天里,有人离开、有人挣扎、有人自救。对很多商户来说,有着32年历史的新发地市场,是他们的襁褓、摇篮、饭碗,也是归宿。

 

     “隔离28天后,我转行了”

        黄子非,40岁,货车司机


        7月10日,我结束隔离回到新发地。找到自己的车时,荔枝已经散落了一地。车底的滑道也全都断了,冷柜被捅了一个大窟窿。我特地查看了周围的车,发现其他车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。据说销毁货物时,都是大型车作业,磕碰很常见。


       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,就是给新发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。对方告诉我,赔付2000元或者等待协商解决。我估算过,换二手柜至少得45000元。我的意思是,赔付35000元,自己再掏10000元修修就好了。协商之后,新发地赔了我20000元。


        货车是2017年4月份买的,因为做生鲜水产赚钱,我配成了冷柜车。光是冷柜,就花了9万多,再装上车头和挂,总共小80多万。车子是贷款买的,首付家里帮忙凑了凑,掏了不到40万。好在这两年行情不错,再加上常年工作满负荷,两年我就把贷款还清了。


         没想到,我和疫情完美撞上了。6月11日晚上,我从广西拉了一车荔枝过来,第二天白天卖了半车,原计划6月13日就能把剩下的卖光。


         我和另一个同事6月12日晚上在车里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早上6点醒来时,发现没有人卖货。按以往的经验,凌晨2点到中午12点一直是交易高峰期。一下车,老板坐在车旁边对我说,市场被封,走不掉了。然后他掏出手机,给旁边的商户挨个打电话。我抬头扫了一眼,市场门口果然被封了。


         当天晚上9点,来了一辆大巴,把我们带到酒店。就这样,开始了长达28天的隔离。


          对大部分司机来说,货车几乎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。我的小孩16岁,正在读高中;老婆操持家务,全家一个月的开销最少五六千。虽然每个月收入不低,但只有车子跑起来,我才感到踏实。一个月不跑车,对很多司机而言,压力都是巨大的。


         被隔离的时候,每天想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出去。我记得很清楚,隔壁房间有人压力大到朝窗外大喊“我要出去”,一次喊十几分钟,连续喊五六天。工作人员常常跑上来,去隔壁安抚他。货车司机就靠车养家,一个月车贷一两万,我很理解他的心情。


         隔离之后,我回到老家辽宁,把冷柜卸了放在停车场里,换了一辆车,就在家附近拉拉沙石料,勉强维持生计。疫情来了,进口的水果生鲜生意都不好做,短期内我应该不会碰进口水果了。虽然拉石料赚得少,但只要车在一直跑,我的心里就踏实。

 

“3000多万元的虾就是现金”

        黎书新,55岁,进口水产商


        隔离期间,我冷库里价值200多万元的厄瓜多尔虾被销毁了,好在新发地全额进行了补贴。其实我要面对的是更大的损失,因为从新发地开始,有些生鲜逐步在全国被禁售了。


        我记得很清楚,8月13日凌晨3点,西安合作伙伴给我打电话:“二哥啊,坏事了,西安有鲜虾检测阳性,你把货赶紧拉回去吧。”当时司机快到西安了,我赶紧打电话,让他回北京。司机不愿意:“老板,我跟接货的人都联系好了,怎么说回就回呢?”最后我给出了来回的运费,还多加了几百块钱,对方才勉强把车开了回来。


        挂上电话,我再也睡不着了,走到客厅里,一根接一根抽烟,巴掌大小的烟灰缸很快就堆满了烟头。天蒙蒙亮的时候,我看了下手机,正好是凌晨五点,一包烟全抽完了,胸口闷得慌,我只能跑到小区旁的公园散心。


        新发地商户里,我是比较早知道疫情的。6月12日上午就出现了第一例病例,牛羊肉商户首先被隔离了,然后是生鲜商户。晚上11点,交易完全中断,采购商进不来,人也出不去,尤其是刚刚完成采购的商户。为了避免感染,几千人被分散在新发地广场的各个角落。随后的28天里,这些人被送到酒店、度假村隔离,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
        新发地出事之后,7月23日,宁夏出台政策,禁止海鲜入库;8月13日,西安在海鲜里检测出病毒;5天之后,这批虾溯源到了济南,于是当地也出了红头文件,所有来自厄瓜多尔的虾全部下架;接着是山西、兰州。几乎全国的主要市场,进口虾都被下架了。


        我没生意做了。


        现在我所有的虾都被封在冷库,不能交易。粗略算了下,这批虾价值3000多万,而我在银行还有600万的贷款。


        从7月14日隔离结束到现在,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我的体重从160斤降到了145斤。今早起床只喝了一杯豆浆,啃了半根老玉米,接下来一天没吃东西,根本感觉不到饿。随之而来的是烟瘾越来越大,以前一天抽两包,现在翻倍。因为平时话比较少,我现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,看新闻,然后一个人抽烟。


        我今年55岁,从18岁开始做水产生意,现在一年的流水有一个多亿。做生意30多年,我不是没经历过风浪。2008年进口虾价格倒挂,虾一进市场,价格立马低于进价,我几个月就亏了1200万,但到了下半年价格就涨回来了。


        我不怕亏,就怕不能交易,3000多万的虾就是现金,现金不流动真的要命。我现在不敢看办公室外面的冰库,因为我的虾全在里面封着。

 

“只要你简单,很多事也就简单了”

        吴黎生,43岁, 调解员


       7月5日晚上8点多,我在保定老家接到了新发地领导的电话。他告诉我,新发地马上要“大转运”,请我回去帮忙。那时候7000家商户即将结束隔离返回新发地。此前,市场为了保证安全,销毁了所有的生鲜、蔬菜和水果。为了弥补商户的损失,新发地在7月8日邀请商户返回市场核算损失,这一天又称为“大转运”。


       协调工作并不好做,是烫手的山芋,其间的利益错综复杂,商户虚报损失的情况并不少见。


       同样大的仓库,有商户上报的损失是9000块钱,也有商户上报的损失高达26万。当时负责核算的工作人员知道水分太大,但因为身份的关系,不好直接挑明。让商户提供票据和实物照片,对方又拿不出来。找到我的时候,问他仓库里放的什么东西这么贵,商户说是藏红花,但藏红花根本就没有被销毁过,那个商户听完马上就走了。


       还有的商户,报了26万货损,最后只核实18万;报了15万货损,最后只核实3万。他们的心情我能理解,闭市两个月生意清零,都想减少损失。


       当然,也有无奈。“大转运”第一天下午,一对50多岁的老夫妻找到我,说账本丢在仓库里找不到了,上面记着采购商的欠款。他们不懂电脑,所有来往账目只能靠手一笔笔记在本子上。连续五天,他们都一次次找我,请求帮忙找账本,到最后嗓子几乎都喊哑了。我很同情他们,因为一个月过去了,账本很可能随着商品被一起清理掉了。最后在调出来的监控里,我发现账本果然已经被毁掉了。而我后面的工作,就变成了如何安抚这对老夫妻。


       其实新发地最开始找我的时候,我并没有立刻答应。当时在老家保定,我个人投资的两家市场必须落实防疫工作。另外,花乡桥(新发地所在地区)当时依旧是高风险地区,这意味着我返回河北又要隔离半个月。我算过一笔账,来北京协调至少要一周,加上隔离半个月,我有20多天没办法处理保定的市场。


        但在新发地,我也经营着3800平方米的门面,分租给了22个商户。如果市场不能尽快恢复,他们也会受影响。再加上在新发地做了十几年生意,多少也有些感情,所以最终还是答应帮忙。

我也清楚,自己做的事得罪人。有商户就私下对我说:“公家的事,你管那么多干嘛?”但做人凭良心,只要你简单,很多事也就简单了。

 

“15个女生睡在100平米的办公室”

        李璐,29岁,信息登记员


        6月16日,新发地在大兴附近搭建了几百亩的临时交易区,我负责安检。每个人都穿戴着厚厚的装备——医用口罩、手套还有护目镜。


        那几乎是北京最热的时候,温度常常在38度徘徊,这也给我们作业带来了难度。因为护目镜太厚,往往不到半个小时里面就充满了雾气,跟人说话时我们常常是看不清的。


        口罩也是医用的,高温下汗水很容易顺着人中流到嘴里,味道咸咸的。流汗的时候是感受不到的,等到嘴里突然出现一股咸味时,你才知道,流汗了。


        我在新发地负责门口往来人员及车辆信息登记,6月12日晚上我跟很多人一样在广场隔离。6月13日早上9点,新发地紧急联系了周边的餐厅准备快餐,乌泱泱的一群人排成了三队领餐。我粗略估计了一下,每个队伍至少200米长。


        排队领餐时,大家都很自觉地间隔一米。有人在领餐时还不断地问:“我的菜什么时候可以卖?”我没法回答,因为我也不知道。


        隔离期间,有两层楼的会议室被当做临时的宿舍。会议室没有床,老板椅倒很多,三四把椅子拼凑在一起,就是我们的床。即便是椅子,一躺下去也立刻睡着了。


        但最难受的还是夜里翻身,因为椅子边沿是凸起的,每次翻身都硌得慌,我的睡眠又比较浅,基本上一晚上会醒四五次。办公室周围都是树,到了夜里蚊子又很多,我常常睡不好。我们15个女生,挤在1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。在6月25日搬进宿舍前,我们在办公室睡了12天。


        在坚守工作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外界的非议。因为疫情,有些人会戴着有色眼镜看新发地。


        一次下班回租住的房子,我穿着工作服碰到同小区的人。迎面相遇时,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看我的眼神有点怪,他们尤其会盯着工作服上“新发地”三个字。我当时有争辩的冲动,后来想想算了,争辩也无济于事。再说疫情期间,是我们一直在保障大家的菜篮子,这点自豪是夺不走的。


        现在终于复市了,想想之前的苦和累,一切都值得。对我来说,如今最美好的事情,就是能躺在席梦思的床上,睡上整整一天。


后记


        在新发地采访期间,亿邦获悉,继8月15日部分复市后,9月6日铁路桥以北区域也将复市营业,这标志着新发地市场将全面营业。


        复市前,新发地已经帮扶了11700多名隔离人员。现在每天蔬菜水果的供应量是1.5万吨,预计国庆节之前就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供应水平。


        新发地历史上并非没有经历过大考。2003年“非典”期间,农产品价格飞涨,新发地临危受命,稳定了北京菜价;2010年华北暴雪,多条高速公路被迫关闭,蔬菜进京受阻,新发地再次解决了北京菜市场的燃眉之急;今年疫情初期,新发地依然是北京菜篮子的保障。


        如今,商家开市,货物往来,疫情带来的短暂阴霾已经散去,一切都在重启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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